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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讲座丨朱青生:档案学派—徐悲鸿年谱编撰的观念与方法
来源:cafa.com.cn  作者:CAFA ART INFO  点击量:2094  时间:2018/3/12 13:31:53

2018年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年,中央美术学院筹备了多项纪念活动,徐悲鸿特展及系列学术讲座是其中的重点项目。3月9日晚六点半,系列讲座第一场“档案学派—徐悲鸿年谱编撰的观念与方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开讲,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青生主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理论出版部主任郭红梅老师担任主持。讲座中,朱青生教授以徐悲鸿和吴作人的通信材料为切入点,辅以文献和图像为佐证,以此推进徐悲鸿年谱编撰的深度。

朱青生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自1986年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但是随着自己的人事关系调动,这一工作也迁移到了北京大学。他和吴作人国际基金会秘书长吴宁合作现代艺术档案,他们最初做了吴作人、王朝闻、徐悲鸿和江丰四人的档案。正是因为这些工作的进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称他们为“档案学派”。朱青生直言,在至今32年的时间里档案理念才逐步清晰化。随后朱青生教授对档案的具体含义进行了阐释。档案是指什么呢?简单的理解是可以被索引的资料,但是档案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都会开放给任何人的,所以它又带一点秘密、保密的意思。时至今天,数据的概念开始跟档案结合起来,经过电子化、计算机化归类的资料成为数据,而后存储在电子系统之中保存为档案。档案技术性的成果就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通过一个索引系统找到。

朱青生教授认为近现代档案有两个原则,第一是生态全体原则,第二是当时无功利原则。他以做艺术品的档案为实例阐释了“生态全体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艺术品的档案不光是做这件作品,还要做它是怎么被创作、收藏和买卖的,或者说在制作的过程中有过哪些情况,甚至跟这个作者有关的全部情况。艺术档案的生态性,除了有它的一般性的生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全体性,就是它深入到人精神的一些不可言说的微妙层次。“当时无功利原则”涉及档案的人为修改,为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在当代艺术档案的建构中,每天都有人记录流言、阅读文献,参观展览以及访问艺术家,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系统的工作计划。这一切是为了在我们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时候把最原始的资料记录下来。而近现代的档案建构则主要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徐悲鸿的档案就是属于近现代艺术档案建构的工作。朱青生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简称CMAA),其实是一个当代艺术档案。做徐悲鸿、吴作人档案成为他们梳理渊源的学术工作,所谓当代档案就是先于“功利”实时档案。主要是记录当代艺术作为一个艺术的现象,每天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不同的方向和程度发生的情况,并且对之进行背景,动机以及对社会现实和对精神心态的表达和寄托。这个档案198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时,当时的当代艺术被称之为现代艺术,档案的名字叫现代艺术档案,但是这个档案的定期出版物《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从2005年开始编辑,而2000年以后,中国的现代艺术已经普遍的称为当代艺术了。

朱青生教授及其团队2009年开始做徐悲鸿年谱,他提及此前已有很多人在做徐悲鸿年谱,如老先生王震已经出过大陆和台湾两个版本的年谱。朱青生教授认为王震先生的年谱以价值判断优先这一点不可取,比如他认为某一个人是坏人,就尽找他不好的事情记入档案;而当他认定谁是好人时,则不会记入此人不好的事情。在朱青生教授看来做档案或年谱必须标榜和遵守价值中立。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一个档案的材料都要寻找它的三证:本证、佐证和旁证。以法庭取证为例,第一证是这个案主或者是这个事件本人的陈述,称之为本证。其次要有另外一个人提供的证据作为人证(旁证)。第三叫做物证(佐证),各种东西都可以做佐证。具体到对徐悲鸿年谱编撰工作上,朱青生教授谈到做年谱的时候会对每一条档案记录进行印证,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工作组直接驻扎在中央美术学院,对徐悲鸿在北平艺专一直到1953年过世这段时间的每一份记录进行核对,核对完成才会写进年谱。

讲座中,朱青生教授从徐悲鸿档案中没有发表的材料入手,对徐悲鸿与吴作人的交往,南国艺术学院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材料即将在徐悲鸿大展中展出。吴作人作为徐悲鸿的学生,二人交往甚密,1930年3月徐悲鸿写给吴作人的信件表示,吴作人马上要到欧洲去了,但自己的内弟生病了,他不能来送,信中他希望吴作人发弘愿、立大志。1939年二人的通信中又道:“吾非共产党,但是吾于政治最佩服范文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高贵精神,吾以为‘士’在平日,已须具有此种精神。况处国难严重之际。且让成仁取义为大德也。”到了1946年6月10日,徐悲鸿致信吴作人,邀请他前往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油画系系主任兼教务长。信中提到“教育部将聘我为北平艺专校长,故必请弟为我助,此事关系中国艺术前途之大,幸弟勿辞。”

接下来,朱青生教授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徐悲鸿与吴作人通信,信纸头印有“中国美术学院”几个大字,这个中国美术学院是徐悲鸿单独用庚子赔款在重庆建立的学术研究组织,不招生、只做研究。朱青生和吴宁曾去重庆实地探访这个“中国美术学院”。朱青生教授还从二人信件中常出现的“老田”,通过追寻历史,发现了老田即为田汉,还挖掘出了发生在1928年,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以及国立艺术学院(建校不久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即现在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两校之间发生的故事。当时发行的报纸是还原这些事件的佐证。对这一事件的延伸探讨,朱青生教授甚至还原了徐悲鸿与蒋碧薇感情纠纷对南国艺术学院历史发展造成的影响。朱青生教授认为,这些一手资料的掌握与当时的报纸、日记以及后期的回忆录等加起来,整个历史的情况就出来了。

讲座最后,到场的听众积极踊跃提问,就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献档案记录工作、如何寻找三证等问题与朱青生教授进行了积极的互动。

文/杨钟慧
图/李标(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