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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讲座丨可编辑的未来——基因编辑的技术•哲学•法律•艺术维度
来源:cafa.com.cn  作者:CAFA ART INFO  点击量:474  时间:2019/11/27 9:38:03

什么是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人类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应如何权衡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困惑和希望又将如何落实到艺术的创作与表达中?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季系列讲座《可编辑的未来——基因编辑的技术•哲学•法律•艺术维度》11月12日六点半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与基因编辑相关的各领域的六位学者,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王郁洋主持。

什么是基因编辑?

人类所有的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由A、U、C、G四种碱基组成的46条DNA上,经过mRNA的转录,部分遗传信息得以表达,形成由20种不同氨基酸串联起的各种蛋白质。所有生命奥秘都蕴含在这密码组和氨基酸的形式之间,然而,两个人的DNA只有1‰到5‰的差异,人类与猩猩的DNA差异也只有1%左右。微观世界里如此细微的不同却造成了我们眼中的千差万别,可见DNA字符中蕴含信息量之多。

既然如此,理论上通过编辑DNA,就可以改变生物性状。但从技术层面看,想要在人类基因组中精确地找到需要编辑的核苷酸序列,相当于在京沪铁路上找到一个订书钉,或者在赤道上精确定位一支画笔。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科学家成功探索出一些定位技术,比如利用蛋白质和核糖核酸构成定位系统的CRISPR技术。

然而,同时拥有了理论与技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虽然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提高畜牧业产量、更精确地研究基因功能、模拟疾病并做药物筛选等。但同时,基因编辑还可以让很多可怕的事情变成现实,比如把病毒改造成超级病毒专门针对某一类人进行残害,或是设计满足掌权者需求的特殊人类。当然,更值得思考的是难以分辨好坏的情况,比如用基因编辑设计在父母眼中“更好”的婴儿。正如思想家王阳明所说,“致良知: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在基因编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介绍和思考

王皓毅从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切入,展开对编辑生命的讨论。人类基因编辑需要区分两对概念:一是对可遗传细胞(配子、早期胚胎)的编辑与对不可遗传细胞(体细胞)的编辑;二是以“治疗”为目的的编辑(如修复遗传突变)与以“增强”为目的的编辑(如改变正常基因)。在符合各国监管体系的情况下,应积极推动以治疗为目的、对不可遗传细胞的编辑。而一旦编辑可遗传细胞的基因,这段基因就会伴随被编辑个体的繁殖过程传递下去,因此“是否可遗传”是基因编辑的基本红线。而2018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人类第一次突破了这条红线。

基于实验者贺建奎展示的信息,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破坏胚胎中控制免疫细胞表面艾滋病毒受体蛋白表达的CCR5基因,使胎儿获得艾滋病免疫体质。王皓毅指出,此次事件除了伦理问题,实验逻辑本身也存在漏洞。基因的功能不仅需要放在其自身序列中考虑,还需要考虑它在基因组序列以及环境中的作用,破坏CCR5基因可能会带来实验者没考虑到的结果。

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为改造人类可遗传基因组的行为,然而此次操作从伦理准备到科学设计都十分不完善。“能力越强,责任越重”,目前人类拥有了从根本上改变物种的能力,同时,我们也必须承担起随之而来的责任。

人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伦理与法律论争

彭耀进从伦理和法律角度探讨人生殖系的基因编辑。在过去的40亿年里,生命被自然法则所主宰,但现代科技的进步使我们极有可能实现从改造生命到设计生命,甚至创造生命的飞跃。然而,基因编辑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伦理争议与挑战。

从理论上说,基因编辑可以“增强”未来人在某方面的能力。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在1998年提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添加基因使人类变得更好,我们为什么不做呢?”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做“更好”?。康德认为,尊严即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工具看待。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是否是把人看作工具的行为呢?此外,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受到地域和种族人群、公共卫生覆盖范围、科技发展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多方面的影响,必定不会是大众普遍能够获取的。因此基因编辑极有可能造成贫富阶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目前而言,国际社会上基本达成一致共识——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还不应该展开。

目前全球共有29个国家明令禁止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其中中国、日本、印度和爱尔兰四国虽有禁令,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俄罗斯、阿根廷等九个国家对于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及应用甚至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机制。随后,彭耀进对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以色列六国针对基因编辑的法案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我们需要在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承担国际科技治理的责任与义务,共同面对科技可能带来的多方挑战。在伦理限制与科学发展、法律法规和科学共同体自律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基因编辑技术的治理:历史与现状

高璐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当下生物技术治理的对策。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伯格(Paul Berg)将猴病毒SV40与噬菌体DNA重组成杂合分子,第一次实现了不同物种间基因片段的拼接。1974年,针对保罗•伯格的实验,八位生物学家公开致信《自然》(Nature)杂志,提出在DNA重组技术的风险得到充分评估前,应暂停这项技术的应用。同时,科学家们还组织了国际会议讨论技术的潜在风险,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重组DNA技术的潜在生物风险”的文章,此后大批进行该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自愿暂停了实验。1975年2月,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名科学家、4名律师、16名媒体代表以及政府官员在阿西洛马参加会议,共同商讨重组DNA的未来,与会人员作为最先感知到科技风险的专家,由之开启的预警模式成为了科学界成功自我调节的典范。1983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公布了《联邦政府中的风险评估》法案,将科技风险放在可管理的线性模式中理解,标志着第一个风险治理制度范式的确立。

2015年4月,中山大学教授发表文章,展示其为治疗地中海贫血症而对人类三倍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结果。12月,一批科学家针对这篇文章,在华盛顿展开了人类基因编辑相关的科学伦理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本应像阿西洛马会议一样起到专家预警的作用,可是会议提出的管理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国的政策环境,而很多国家的政策并不完备。高璐认为,华盛顿会议不仅没能约束基因编辑的应用,反而为其松了绑。会议结束仅三年,便出现了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科技发展一旦实现便难以控制,这一著名的“科林里奇困境”也出现在人类基因编辑领域,那么应如何面对这一困境呢?最近几年欧美已经尝试做过一些新的风险治理范式,比如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建构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g)、道德物化(Value base design)等。高璐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新的治理目标应是根据社会需求来引导或重新为科学定向,而这又回到了最基本的问题——人的存在论。

基因作为艺术媒介

“基因作为艺术媒介”的上层概念是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Eduardo Kac)提出的“生物艺术”,——为“操控、修饰或者创造生命和活体的过程”。魏颖在此基础上提出“泛生物艺术”概念,并从它作为技术、材料、图像、数据以及观念五个角度进行了诠释。

随后魏颖以作品为例,说明了不同层面的基因作为艺术媒介的不同方式。本•弗莱(Ben Fry)的作品《染色体21号》应用数字层面的基因,将人体第21号染色体上的4800万个碱基按照有效性或无效性进行分类,并将其设计成冷静肃穆的巨型抽象画,在极简的平面中表现了人类对于自我的宏观认知。希瑟•杜威-哈伯格(Heather Dewey-Hagborg)的作品《陌生人印象》则从物质层面的基因出发,在纽约的不同地方采集陌生人不小心遗留下的生物痕迹,通过一系列技术,复原出陌生人的面容。魏颖指出除了诗意之外,这件作品也在揭示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他人的信息唾手可得,那么未来的基因隐私需要如何立法?

以爱德华多•卡茨为代表的生物艺术家活跃于2000年左右的欧美世界,他们的创作聚焦当时转基因、克隆、干细胞等热点生物技术,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与反思。当下新一轮的生物技术热点为基因编辑、脑科学、微生物组学,新的生物艺术范式应如何转型?魏颖认为,生物技术迭代为全人类带来了机遇与困境,艺术家更应该敏锐地捕捉当下发生的事情并作出回应。

身份问题:我们何去何从

身边的物种,达尔文和孟德尔提出进化和遗传理论之后,人们开始从理论层面上认识到物种改变的内在规律,在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后,人类对基因的操控能力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长。在科技发展的同时,艺术介入其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生物学理解为艺术创造的手段和方法,从形而上的角度对人类的发展进行反思。

玛尔塔以作为基因操控领域的艺术家身份分享了她创作时的方法论。她将一件艺术品的诞生分为理解、创作、传达三大环节。理解起始于同理心,它使创作者的视角逐渐扩大。广泛理解他人的心理后,艺术家要对作品进行“定义”,同时将创作的口径缩小。在上述两个环节完成后,玛尔塔产生了一些多样而发散的具体想法。在玛尔塔最后的落实过程中,发散的想法形成原型,经过测试后最终形成作品。

玛尔塔的创作主题跨越生物领域的方方面面。比如运用进化生物学的《自然?》,运用组织培养学的《知识树》,运用蛋白质组学的《蛋白质肖像》,涉及技能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以及细胞生物学的《合艺术》,使用了爆破软件、荧光技术、体外试管杂交技术的《家庭》。多样的生物技术成为了玛尔塔艺术创作的重要途径,但玛尔塔强调她的目的不是应用技术,她有时也只简单地耕种植物或探讨某种植物的文化身份,而不做任何的技术操控。

最后玛尔塔重新提出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基因操控技术?这样的态度将把我们带往何处?

文|徐子俊
图|孙方正
部分图片来自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