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教育
滕守尧 | 对话:回到本源之路
来源:cafa.com.cn  作者:滕守尧  点击量:1765  时间:2016/6/6 15:42:03

我刚踏进学术研究大门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的研究偏重于西方,翻译了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等,还撰写了《审美心理描述》和《艺术社会学描述》等著作。进入不惑之年,我的研究又偏重于东方,撰写了《中国怀疑论传统》,对中国道家的核心精神进行了剖析。进入“知天命”之年后,我的研究开始偏向东西方文化、艺术、美学思想的比较,撰写了《文化的边缘》和《对话理论》等著作。进入新世纪后,我开始转向艺术教育的研究,撰写了《艺术与创生》等著作,主要是想把自己掌握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知识和觉悟,融为一体,渗透到基础教育阶段的艺术课程中,试图矫正我国艺术教育偏重技法、轻视人文的缺陷。

席勒曾经说过:“神性所具有的一切,人格也都具有。”我相信,每个有追求的人,毕生都在营建自我的“庙堂”,这个庙堂一旦建成,最终端坐其中的,将是自我人格之神。如果说神的庙堂是用砖木建成,人格的庙堂则由血肉构成。神的庙堂需要建筑家、画家、雕塑家等通力合作,自我庙堂的建造者则是有高尚的人格、高雅的审美趣味和高深的学识的自我。在建造这个庙堂的过程中,自我必须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和随波逐流的“俗气”,像黄河的鲤鱼那样,不断逆流而上,在与困难和阻力的搏斗中增强自身的力量和智慧,最后达到飞跃和超然。

构成自我人格之神的高雅审美趣味,不是专为包装个人的大众艺术趣味,而是真善美融合而成的鉴赏力或判断力。这里所说的“高深的学识”,不单指对某种技术和专业的纯熟掌握,也不单指掌握了一种高深的科学知识,而是指对人类种种智慧的贯通和整体把握。

我在长期的研究中领悟到,在我们迄今所知的人类智慧中,最主要的恐怕有三种,即原始智慧(野性智慧)、现实人文智慧(圣贤智慧)和神性智慧(超然智慧)。

原始智慧的基础是相信万物有灵和万物通灵。在原始人的心目中,许多被现代人视为相互矛盾的东西,不过是同一个神灵的两面,因而对好坏、善恶、美丑、敌友等不加区别。这种奇特的智慧在各个民族的原始图腾中有典型的体现。例如,所有的原始图腾几乎都喜欢将相互对立或矛盾的事物并置于一体,有将鹰和蛇、狮和鹿等相互敌对的动物并置一体的龙,有将人和兽并置一体的阿波罗、斯芬克司和孙陶,有将杀戮和保护并置一体的原始礼仪,有将崇拜和恐惧并置一体的原始巫术等。原始人对原始图腾所代表的存在的态度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相信其有,又希望其无;很想接近它,又非常害怕它;对它无限崇拜,私下里又对它极为痛恨;用血淋淋的人头祭拜它,目的又是让它保护人不被杀死。在进入人文社会后,这种智慧并没有消失,它沉淀在人们的无意识中,经常在梦境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

现实人文智慧或圣贤智慧是人类有了“文化”之后的智慧;其特点是严格区别真假、善恶、美丑、敌友。人类一旦区分出对立二元,就把其中的一元作为另一元的敌对和克制力量,并用自己认为好的或高级的一元压服或消灭另一元。这些区别首先由圣贤作出,继之普及到大众之中,因而可称之为圣贤智慧。这种智慧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中都有所表现。例如,哲学把世界分成主体和客体,将意识分成主观和客观。不言而喻,主方总是被视为主要的和主动的,客方总是被视为次要的和被动的。科学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研究、认识和征服的对象。艺术则有内容和形式、美和丑、崇高与卑下的对立。在这两元中,不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就是后者为主,前者为次。这种智慧中的学问是逻辑性的和理性的,人的认识只要合乎社会和自然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就能征服它,人自身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这就是所谓的“顺者成人”。

神性智慧或超然智慧的基础是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这里的“反”,主要就是对“现实人文智慧”的“反”,正是在对它的反抗中,这种智慧才造就了自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逆者成仙”。例如,现实人文智慧区分二元,用其中一元压服另一元,神性智慧就反其道而行之,将已经区分开的二元重新融合,让它们在融合中生发出新的性质和功能,这就是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庄子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乍一听去,神性智慧是不合情理、玄乎其玄、反科学和反道德的,也是与习惯的理性思维和现实人文社会格格不入的,加之科学和现实人文智慧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它造就的“生活”日益富裕和合理,人们就听不得对它有任何异议和微词,甚至一听到有敢于反对它的东西,就立即大加讨伐。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心态。在刚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我是个科学崇拜者。可以说,端坐于我心灵庙堂中心的,不是人们崇拜的上帝,而是科学之神。我的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带有浓厚科学色彩的审美心理学和带有现实人文色彩的艺术社会学。随着思想的成熟,我渐渐感到,源自西方的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根本就不能解决自己遇到的许多重大美学和艺术难题。例如,用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原理可以对西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作出部分解释,用弗洛伊德的梦的机制或无意识理论可以对西方超现实艺术作出解释。但一遇到中国书法和绘画的“欲上而下,欲左而右,绵里藏针,虚实相生”,一提及中国京剧和其他艺术体现的精、气、神,这些理论就只能沉默。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涵盖了上面所提的三种智慧。而神性智慧在这些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则非常少见。

可惜的是,当今中国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有全面西化的倾向,这是传统走向极端和死路后的必然结果。许多传统理论已渐渐变成老生常谈,几十年和几百年都重复着一个腔调。例如,人们可以大谈“有无相生”、“刚柔并济”、“无垂不缩”等一般法则,但就是说不出个人独到的发现和见解。在评论一件作品时,人们用的都是一套千年不变的和几乎可以背下来的套话,即使是有特色的作品,其特色也被这种评论消解了。人们总是死守祖宗现成的智慧,从不动用自己的脑子,不愿将这种智慧经过自己经验的过滤。人们缺乏交流意识,从不积极地与传统对话,而是被动地接受之。在许多人的笔下,传统变成死板的和索然无味的东西,人们从中嗅不到一丝生气。这难道不是垮掉的一代?既然传统已经死去,就走向另一个极端——眼睛只盯住西方,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东方的一切都不好。具有投机心理的人则以新名词轰炸和以晦涩风格炫耀自己的学问,岂不知这些学问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智慧根本不沾边。

我这样说,不是说不应该借鉴西方。西方有许多大家,也有许多经典作品,我们要下大力气学习和借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多数西方大学问家都不排斥东方智慧,不是完全脱离东方智慧从事研究。莱布尼茨、歌德、王尔德、海德格尔、巴特、德里达等,都无不如此。他们具有平等对话精神,并不因为中国经济落后而看不起中国的文化和智慧,其中许多人甚至是在与中国智慧的对话中达到超越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由这批人酝酿、推行和造就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其灵魂也是一种对话精神。因此,我们学习西方,首要的就是学习这种对话精神。我们与西方对话,最终目标是要超越自己和他人,而不是与之敌对,一比高低,也不是对之全盘接受。

其实,中国神性智慧的核心,就是对话精神。这种智慧是在阴阳、水火、上下、天人、师生等种种对立范畴之间的对话和融合中生成的。在我看来,阴阳鱼之间的那个S形就是这种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神性智慧的基因、原型或符号(详见拙著《艺术与创生》)。对它的探讨虽然经历了千百年,但只有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在东西方深入对话的基础上,借鉴当今科学的新发现,才能真正揭示其真实的面貌。可喜的是,正当某些西方现代哲学家被猖獗的人类中心主义搞得晕头转向、感到即将失去家园时,他们突然发现了古老的中国神性智慧。最典型者莫过于海德格尔。这位大哲学家对中国道家学说的兴趣和推敲,使我们感到既骄傲又惭愧。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接触中国神性智慧后,并没有陷入其中,而是将其用到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上。我感到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对技术的反思。如果说老庄对单纯技术的批判是对世人的警告,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反思就是一种新的启蒙。

海德格尔指出,没有技术,这个文明就会马上崩溃;但仅有技术的视野,人本身就会崩溃。所谓技术的视野,就是人一旦陷入技术的魔圈,世间一切物都立即被转换成生产仓库中的储备原料,连人也被转换成人力资源。这样一来,人和物的丰富性全然被遮蔽和剥夺了。因此,技术的本质不是用机器代替人的手,而是人和事物同时被技术的视野限定和强求。

有幸的是,我在接触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现实后,逐渐领悟到了海氏所批判的纯粹技术视野对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危害性。在这种狭窄的视野中,教师不过是艺术教书匠,学生学的全是匠人的活儿,学习生活枯燥无味,创造的灵魂被逐到九霄云外。

接下来,我便投身到中国艺术教育的改革中。心中所想的,就是中国艺术教育不仅要学生掌握一定技术,还要他们通过艺术学习变得越来越智慧。于是一部全新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便出台了。《标准》为中国基础艺术教育定的总目标,就是要学生在人文素养和艺术能力方面得到整合发展。人文素养是在生活、情感、文化、科技的立体网状联系中实现的,艺术能力则是在美术、舞蹈、戏剧、音乐的连通以及在一系列感知与体验、创造与表现、反思与评价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通感和即兴创造能力,不仅是使学生感到兴趣和快乐的源泉,也是当代艺术教育追求的能力核心。《标准》出台后,紧接着便是开发贯彻《标准》精神的系列教材,将智慧型的教育落实到每一课中。

只要是有心人,都能感到,在这种综合艺术教育中,始终具有中国神性智慧的影子,因为,这种教育充满了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艺术与文化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艺术与情感之间、艺术与科技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学与环境之间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又不断使人回到充满创造力的生命本源。可以说,这些对话是阴阳互动、有无相生的中国传统对话精神的变种,培养的是一种具有人格魅力的、灵动的和充满智慧的人。能有机会将这种精神散播于广大的艺术教育领域,使智慧的种子在中国艺术教育大地发芽和成长,我感到非常荣幸。

席勒还有另一句话:“人在他自身的人格中就有达到神性的天赋和达到神性的道路。”也可以将这句话加以转换:人在不断的对话中就找到了智慧的源泉,对话也是回归家园之路。

滕守尧主要著作:

专著:

《文化的边缘》(32万字),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艺术化生存》(合著,个人完成18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过程与今日艺术》(10万字),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

《对话理论》(10万字),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

《艺术社会学描述》(10万字),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

《审美心理描述》(4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80年代社科版基础上改写和重印。

《艺术与创生——生态式美育概论》(50万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译著:

《艺术问题》(12万字),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版。

《走向科学的美学》(30万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艺术与视知觉》(5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修订重印。

《视觉思维》(4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修订重印。

《现代艺术哲学》(3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修订重印。

《艺术感觉与美育》(25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术观察》2005年第1期

整理/李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