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批评
邱志杰:独对天地,卷入历史
来源:cafa.com.cn  作者:CAFA ART INFO  点击量:221  时间:2013/12/30 9:52:20

回答博客上的网友留言:“我曾拜读先生文章《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窃疑如下:在艺术等领域,不可说之物太多,言之凿凿固然以其纯理想姿态不可辩驳,然而究竟于真实之创造能否有帮助甚至不产生坏的影响?——因其立于观念的驳析而非生命之铿锵,作品难免为时代而时代,反而破不出境,显得小气。所以所谓学者型艺术究竟是否能成为现实?或者仅仅是现时代艺术家对自身心性无能为力的一种遁词?

这些是我个人疑惑,先生如予解答,不胜感激——我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只是学微力寡,很多时候则信心不足……。”

《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是我1993年在杭州写的,1994年发表,到现在15年了,我的想法肯定有不少细节上的变化。不过回想起来,基本立论是“防左反右”,应该是不错的。艺术界的理论思路,一旦强调社会关怀、政治介入,就很容易把艺术工具化,功利化。纯粹用它的社会价值带取代艺术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是左倾。所以我说艺术的应该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一旦强调艺术语言的试验性,又很容易被误解为纯粹语言游戏,忘掉语言批判自身应该也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行为。这是右倾。中国理论界的论争水准不高,经常会进行稻草人论证,滥用归谬法。也就是先把对方歪曲成不堪的极端理论,然后用左倾来批判右倾,用右倾来批判左倾。无聊而无效。那篇文章里面的观点,就曾经先后被歪曲成左倾和右倾,被歪曲成右倾的时候多。不过这样也好,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左的危害总是比右的危害更大一点。

突破左右的摇摆,既是搞艺术,又是在进行生活,这也就是你所说的用写作来给生命找一条出路。写作如果不是一种生命出路,写作变成纯粹笔墨游戏,离生活远了,就是右倾。如果离开对于写作的惦记,一头扎进生活,就失去了被拔高被救援的机会。会被生活吞噬。这就是左倾。你的“找出路”的说法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动词化的。通常人们思考艺术,喜欢把它名次化。所以就考虑艺术(或者说写作)到底是生活之外的一面镜子,还是生活之中被生活所控制的一个部分。“找出路”是一种动作,既表明了离开现状(在生活现状之外),也表明了目的性—改造现状。把艺术或写作活动动作化,对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就能免去很多理论误导。既不是无关生活,也不是顺从生活。既是和现实有关的,又不容易沦为机械决定论。

好,回到你的核心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所谓学者型艺术家,执着于知识和观念,会不会妨碍对于不可知之物的探索。第二个问题是:执着于时代的艺术,会不会妨碍对于“生命之铿锵”的探求,而沦为小气。

第一个问题。我想维特根斯坦早期的格言式的句子,很动人,大家都喜欢说,但是没有几个人真的读懂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之物”被严重地神秘化了。只有你把可以说清楚的真的说清楚了,你才真正有能力去面对了“不可说之物”。而这“不可说之物”也并不是宗教体验、超验的世界之类人类经验之外的东西—这正是最通常的误解。维特根斯坦不管在早期《逻辑哲学论》和晚期《哲学研究》主要都是通过语言来谈世界,在这里谈的也是语言问题。有些对象是语言处理的对象,而这些不可说之物则不是语言处理的对象。试图把它们强用语言来加以叙述,就会犯错误。比如,“理解”一个句子和“理解”一段旋律,早期维特根斯坦就会认为,前者是一种语言现象,属于可说的,后者就不是。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大概会认为,其实就算是理解一个句子,也更接近于理解一段旋律。这是后话。所以,关于可说和不可说,并非理性和非理性、经验和超验的差别,而是语言使用范围的问题。不应该用语言处理的,其实是行动的范围。所以我对维特根斯坦的名句有一个改造:可以说清楚的要说清楚,不可说的东西要去把它做出来。

这里面,其实他那句话的前半部分是同样重要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历史事实,都是属于可以说清楚的,不可说而需要去实践和创造的,就是我们的未来。要创造未来的时候,我相信越是能够穷尽可以说的一切,就越是能够真正站到无所依靠,只能靠冒险的前沿去。缺乏信息,缺乏历史知识,缺乏方法,经常就会自以为是在冒险,其实是在做早就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在一些比较闭塞的小城市见过一些艺术家。他们对于艺术或学术也经常很虔诚很认真,为了做学问搞艺术也弄的自己很悲苦,家人很抱怨。但是这并不一定能保证他们的工作有价值。他们人都很好,也有好的才华,也很自以为在探索。但是掌握的方法或视野有局限,成就也就有限,虽然那样也可以过掉被艺术和学术所滋养的幸福的一生。但是我们做艺术或搞学术,并不只是为了感动自己,而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智力事业有所建设,那我们就不得不尽可能地了解人类既有的成就。

成为学者式的博学,会妨碍自由创造,这是浪漫主义时期以来营造起来的,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直接接受神启进行创造的一种神话观念。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艺术家多半不会这么想。达芬奇当然不会这么想,他的博学也没有妨碍他画好画。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更不会这么想,做人、作文之余才是游于艺。但是因为那种浪漫主义的理念很强大,在民众中其实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但凡看见一个艺术家读书多或者口齿清楚,就要污蔑他直觉能力不行,但凡看见一个艺术家逻辑混乱还能画上几刷子,就要怀疑这是冰雪弱智的天才。这本是俗见,不可被其蛊惑。俗见更进一步以为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类同。连我的中学老同学都会小心翼翼地问:你们艺术家是不是要喝酒才会有灵感。我每回都要解释:业余选手才靠灵感,职业选手从来不靠灵感。

其实我更进一步认为,越是有能力把可以用理性穷尽的东西穷尽掉,才越是面对不可预测的,只能调动想象力和感觉来处理的境遇。这就好比开车。你在高速公路上,有路标,你就是走在理性的道路上,这也是无数代人走过的理性道路。这里面并没有多少你可以运用想象力的余地,太有想象力了你只会制造车祸。只有当你来到高速公路的尽头,来到没有路可走的地方,你开始越野,你才是真正面对理性无法完全作为依靠的境遇。你的理性不够用了,你不得不运用想象力来往前走。你不得不张大毛孔去感受每一点颠簸,感受脚下的土地是软还是硬。这时候,你反而才真正变得敏感。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最尖端的情况,运用感觉和想象力的状态很接近艺术家。正是因为他们来到了这种尽头。

高速公路那部分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越野的这一部分则是不可说之物。不可说之物要用行动去建造起来。这两个阶段都是生命中必须的阶段,尽早走完前一个阶段,才是真正到达后者。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艺术家倘若执着于时代问题,是否远离终极生命目标。我不是很确定你所说的“生命之铿锵”这个诗意的表述是什么意思,但猜想大概是指这个。在我看来,生命的价值总是双重的,一重是个人的幸福感,一重是历史的价值感。这两重是完全不可分割的。你所说的自身心性的经营,更多地强调自身的这种幸福感。但是绝无可能在脱离历史的情况下获得这种完全超越性的生命价值。另一方面,进入历史也并不是为了成为历史的工具,而是同时在具体的境遇中锤炼、辨析、体验和创造自己的价值。所谓“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生存精神,正是在这种历史和个人生命的双向互构中得以完成。进入具体的历史处境,历尽烦恼和忧乐,正是格物致知的过程,舍此不能了悟天地之心。每个人总是既独对天地,又卷入历史。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个人是脱开具体的历史境遇,抽象地获得身心性命的成就的。

追求生命的超越价值,要求离开俗世的号召,莫过于要跳出轮回的佛陀。然而佛陀当年之开创佛门,实在是针对婆罗门教统治而展开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说是一场反宗教运动。他的同盟军还有耆那教的始創人大雄。原始佛教的哲学精神和历史精神在后期的发展中被掩盖,佛陀本人被神化,甚至到后来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这是历史的不幸。这是题外话。但很清楚,所有的超越,都是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超越而起。佛陀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既是寻求个人解放的伟大个人,也是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政治人物。

你所说的执着于“观念的驳析,作品破不出境,为时代而时代”的案例,当然是有的。很多号称介入社会、干预社会的批判性作品,太过唯题材论,变成二等的新闻报道,就是这个状态。这原因,恰恰是因为割裂了历史与人生的双重关系。可见我们已开始所说的防左反右的重要性。历史中的肇事,必须同时也是一种修身,工作就能上升到一定的普遍性的层面,就可能不但对于这一时一地的事情和人情有效,也可以对其他状态下的人有效。也别是,有了这种状态,历史中的肇事者便不那么患得患失,不那么计较成败利钝,反而无畏,因而平静。

以上这些,是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与你交流、求教。

邱志杰
2010年1月

文章来源:http://www.qiuzhijie.com/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