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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双喜:刘开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工作

来源:cafa.com.cn 作者:CAFA info 点击量:7688

内容提要:本文对刘开渠建国初期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领导工作进行了考证与研究。
关键词: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进京时间;担任职务;美工组的变化

自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奠基,1952年8月1日开工到1958年5月1日落成,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无论从时间、地点、体积、造型、组织以及经济投入等方面,都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公共艺术工程,它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中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公共艺术项目,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建筑、雕塑、书法等综合性的艺术工程,以中央美术学院画家、雕塑家为主的一批优秀艺术家参与了这一公共艺术,他们和国家领导人、建筑师、工程师、石工等共同创造了新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迹。而刘开渠则是人民英雄碑建设群体中的杰出领导之一,与梁思成先生从建筑与雕塑两方面同为这一艺术工程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是对刘开渠先生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组织工作的历史所做的一些考证。

一、刘开渠参与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机构

1、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筹建

有关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提法最早见于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给政务院的报告。这一报告由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彭真于1951年3月8日就任北京市市长),其主要内容是拟于1951年春开始施工,并提出了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工程预算。这一报告的第四条内容如下:“四、拟即成立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兴建,谨检附纪念碑图样四纸(关于图样与前呈阅草图略有更改)、模型一具(附模型说明)、造价概算表及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各一件,呈请核示。”【1】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1952年5月22日关于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致政务院周总理的报告稿记载,【2】北京市政府于4月29日邀请中央部委、军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9个单位,举行纪念碑筹建座谈会,经讨论决定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兴建工作,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等17个单位各推派代表一人为委员。5月10日在市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会,通过了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及重要工作人员名单,决定由兴建委员会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

组成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17个单位与代表如下:

1、政协全国委员会(郑振铎);2、全国总工会(史占春);3、中共中央宣传部;4、军委总政治部(戴夫);5、华北军区政治部(丁里);6、中央文化部(王冶秋);7、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张效曾);8、中央财经委员会(冯昌伯,后由曹言行担任);9、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金民);10、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王纪元);11、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王朝闻);12、中国建筑工程学会(庄俊);13、北京市人民政府(彭真);14、中共北京市委(薛子正);15、北京市总工会;16、北京市协商委员会(李健生);17、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

5月10日召开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会议,会议由梁思成主持,彭真、王冶秋、张效曾因事请假,建设局王明之、赵慎之列席。会议推选彭真市长为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为副主任委员;薛子正为秘书长;王明之为工程事务处处长;吴华庆为副处长。工程事务处下设7组,分别为: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电气装置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电业局负责);土木施工组;石料供应组;财务核算组(由中财委负责);摄影纪录组(北京电影制片厂及新闻摄影局负责)。【3】会议通过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第四条规定,本会委员会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第七条规定,建筑设计组的任务是负责设计纪念碑图案,绘制施工图样,计算结构,在施工期间,随时检查工作,供给详图。美术工作组的任务是负责拟具浮雕题材、设计图面及制作浮雕等工作。【4】会议决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系伟大而永久的革命纪念物,必须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此一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中央人事部,向全国各地调用干部。

关于美工组的组长人选,会议决定由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自行推定,并成立核心组,负责决定组内重要问题,并与设计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关于美术工作组的组长人选,最早决定由全国美协推定,而全国美协的代表正是王朝闻。根据梁思成的回忆:“6月19日,美术工作组组成。组长刘开渠;副组长滑田友、张松鹤。”此外,建筑设计组的组长为梁思成,副组长莫宗江;土木施工组组长王明之。【5】

2、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中的专门委员会

为了保证纪念碑工程的质量和顺利施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
     (1)施工委员会
    委员:郑孝燮(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处副处长)、刘导楠(中财委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钟森(北京市建筑公司设计部)、张象昶(北京市企业公司)、吴柳生(清华大学)。
     (2)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
    委员:庄俊(中国建筑公司)、杨廷宝(南京大学建筑系)、郑振铎(政务院文物局)、张溥、朱兆雪(以上为北京市建筑公司)、赵政之、林徽因、莫宗江、吴良镛(以上四人为清华大学)、王朝闻(中宣部)、陈占祥(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为召集人。薛子正、吴华庆、梁思敬列席。
     (3)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
委员:杨宽麟、陈致中、陈梁生、茅以升、蔡方阴、林诗伯、陈志德、卞维德、王明之。召集人为朱兆雪。
     (4)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
    委员: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以上为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郑振铎、王冶秋(以上政务院文物局)、江丰、王朝闻(以上中央美术学院)、陈沂(军委总政治部)、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缪楚黄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裴桐代表)。召集人范文澜。【6】

在以后的工作中,建筑设计委员会和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对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和浮雕题材、题目的确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日常领导与办事处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虽然由全国17个单位组成,但直接领导纪念碑工程实施的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从现有资料来看,代表彭真负责日常领导工作的是兴建委员会秘书长薛子正,他当时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对于协调市府各部门参与纪念碑工作十分有利。【7】兴建委员会成立初期,由薛子正主持工程事务处各工作组联席会议。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会纪录》来看,兴委会成立后很快成立了临时办公室,开展工作。【8】根据中央美院华东分院1952年12月16日给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的公函,称已收到11月20日办事处所发文会办字第138号文件,可以确定,兴建委员会在1952年11月前就设立了办事处,负责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后勤以及兴建委员会的日常管理与文秘工作,负责办事处秘书工作的是贾国卿,他后来被提为秘书科长,并担任工地的党支部书记,在工作上接受薛子正的领导,重要问题均请薛子正批示,重大事宜由薛子正向彭真请示。在建筑设计业务上,则由梁思成领导的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开会研究重大问题,由工程事务处负责建筑设计与施工的实施。

4、王朝闻推荐刘开渠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前期的一位重要当事人是王朝闻,他是原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的肆业生,曾受教于刘开渠。1949年华北大学三部(原延安鲁艺)合并入中央美院,他与胡一川、张仃等被聘为教员,对中央美院的情况十分熟悉。【9】1952年5月10日,他在中宣部工作,同时又作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代表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并担任委员。在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规程草案中,明确规定美术工作组组长由美协自行推定。由此,笔者认为很有可能如王朝闻所说,是他推荐刘开渠担任纪念碑美工组的组长。

王朝闻在《艺术大师刘开渠》一书的序言中曾谈到有关刘开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他这样写道:“离京南来之前,城市雕塑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要求回顾和叙述,刘先生领导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的情况。

50年代初我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接受我所提出的提议,请开渠先生来京主持纪念碑的浮雕工作。当时的刘先生,是杭州市副市长和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分院(应为华东分院)院长。当他得到上述邀请后,便毅然放弃了在某些人看来更有实际权力的领导职务,来京担任了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领导工作。

记得包括由河北省曲阳县调动石雕工人的准备工作,北京市给纪念碑的工作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纪念碑的总体结构,是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精心设计的。雕塑家们参加了有关设计的讨论,一致同意碑帽的中国风格。开渠先生那民主性的领导作风得到大家的拥护,也受到北京市对他的尊重。”

对于画家参与纪念碑创作,王朝闻是这样回忆的:“ 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题材和主题,中宣部召开过有关的会议作了讨论。由我将书面和口头的要求,向开渠先生为首的浮雕组作了传达。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庄严的政治任务,开渠先生还欣然接受我的建议,约请董希文等诸位已有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验的画家参加浮雕的构图设计的研讨。”【10】

而雕塑家章永浩认为刘开渠到北京是周总理的提名。“1953年开渠师经周总理指名,调他去北京负责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从此一直留在北京工作了。”【11】章永浩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原始档案的证实。1952年6月18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致函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关于刘开渠、萧传玖参加纪念碑工作,希望通过正式手续调用,因为刘开渠是杭州市副市长,拟请政务院调用。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请准将刘开渠、萧传玖两同志调会工作,由彭真、郑振铎、梁思成呈周总理。【12】

5、刘开渠与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

在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组织系统中,除了1952年下半年成立的办事处,还有一个设计处。根据梁思成的回忆,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时,只确定设立美术工作组,组长未定,6月19日才确定刘开渠担任美术工作组组长,但没有设计处一说。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崔开宏与刘曦林在有关刘开渠的研究中都提到他担任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但未说明是何时担任,单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在1952年被同时任命为设计处处长和美工组组长。雕塑家王卓予的回忆则说刘开渠是1952年任设计处处长。根据滑田友的助手陈天当年保留下的一份1953年7月17日的筹备碑形展览会的会议纪录(图1),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中确有设计处,其处长为梁思成和刘开渠。

为什么梁思成在回忆文章中没有提到设计处?为什么梁思成与刘开渠并列设计处处长?据梁思成回忆:“1953年2月,我参加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约6、7月间才回到北京,约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参加这项工作。”是否在梁思成出访期间,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做了调整?刘开渠在1953年春才到北京,不大可能在1952年就任命他担任设计处处长。这一猜测在雕塑家李祯祥那里得到了回答,据李祯祥回忆,“刘开渠来北京前是美工组组长,来了之后不久,才提为设计处处长。”【13】从时间上看,刘开渠在1953年春才到北京,这时梁思成出访苏联,纪念碑工地无人全面负责业务。或许是为了加强领导,刘开渠在来京前又是杭州市副市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院长,由他来担任纪念碑工地的设计与艺术领导工作是十分适合的。笔者最初推测,刘开渠是在到京后的3月至5月之间被任命为设计处处长的,所以在1953年7月17日召开的纪念碑各组联席会议的记录上就有了并列处长的独特现象。梁思成、刘开渠没有出席这个由滑田友主持的筹备会议,但会议记录的最后一条决议中指出:“本展览座谈会总的精神,由设计处处长梁思成、刘开渠负责,其他人员在筹备阶段应服从其调配和指挥。”由此推断梁思成此时似已回国(梁思成的回忆文章中说他于六七月间才回到北京)。

进一步查找资料,这一问题得以明朗,也验证了笔者的推测。1953年2月23日,在市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与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关于纪念碑浮雕题材及花纹与碑身设计问题,会议的签到显示,刘开渠出席了这次会议,这说明刘开渠在1953年2月23日前已经来到北京。

1953年3月6日,在北海团城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会议室,刘开渠出席了由郑振铎副主任委员主持的纪念碑工作讨论会,这一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对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会议认为,建筑美与雕刻美分不开,决定在工程处外,成立美术处(后来正式定名为设计处),与工程处并立,下设美术绘画组与建筑设计组(此二组原来均在工程事务处属下)。请梁思成仍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刘开渠为美术绘画组组长,在梁思成副主任委员未回国以前,美术处一切事务则由刘开渠组长完全负责。同时,建筑组与美工组的预算合在一起,由美术处统一掌握。

3月19日 ,在左府胡同2号召开了会议 ,刘开渠、萧传玖、滑田友、吴作人、张松鹤、阮志大、莫宗江出席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设计处,并讨论碑形问题。会议强调设计处主要掌握造型,工程处主管施工,因此,工程处应配合协助设计处工作。【14】可以这样说,刘开渠的到来,加强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内建筑设计与浮雕艺术的领导。由于梁思成1953年2月—7月的出国访问,1955年1月生病住院,至10月才康复(此时纪念碑碑顶已经安装好),对纪念碑的设计施工过问不多。可以说,梁思成对纪念碑的贡献主要在于前期设计中建筑思想的确立与碑型、花纹的总体设计。在工程后期,由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繁多,逐渐淡出了纪念碑工程。自1955年起到1958年,纪念碑的主要工作是十面浮雕、碑文镌刻、花纹雕饰、环境绿化与灯光,工地上主要的业务领导则由刘开渠负责。这在1956年7月11日所摄的纪念碑全体干部合影中可以证实(图2),在这幅难得的美工组、设计组、施工组全体干部的合影中,刘开渠与滑田友、张松鹤两位美工组副组长位于前排正中,明确表明了刘开渠在工地的领导地位。

综上所述,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时的基本构架如下:

四个专门委员会:建筑设计委员会、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施工委员会;

三个处:工程事务处、设计处、办事处(设秘书主任一人,下辖文书组、会计组、总务组);

七个组:工程事务处下辖土木施工组(其中采石组开工不久即合并到施工组)、石料供应组、电气装置组、财务会计组、摄影纪录组;设计处下辖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最为重要的三个组是土木施工组、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干部最多时有近40人)。

二、刘开渠与萧传玖何时到北京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

刘开渠何时到北京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他到北京工作是调任还是借调?有关这一问题,以往有不同说法。

首先,已有的资料表明,刘开渠到北京工作的性质是借调。根据《浙江美术学院简史》记载,“1951年7月,副院长江丰调中央美术学院工作。1952年,副院长倪贻德调京工作。院长刘开渠也被长期借调去主持“人民革命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工作。”【15】

对于刘开渠到京工作的时间,有1952年与1953年两种说法。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与崔开宏认为是在1952年。“1952年,刘开渠调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作,任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

“刘开渠的第二次大型浮雕创作活动,是参与领导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程。他自1952年进京,至1958年完成,投入了将近7年时间,并担任了这一工程的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16】

王卓予则认为是1953年。据他回忆:“我是1953年1月到北京的。1953年春天,我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接刘开渠先生。”【17】

王卓予此说比较可信。中央美院档案室存有1953年1月2日收到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来文(中央美院收文53字第2号),通报刘开渠院长、萧传玖同志参加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工作及雕塑系二年级学生20人随同前往的请示报告(图3)已经华东文化部1952年12月24日华社字第3186号文批复同意,此文是主送给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办事处并抄送中央美院的。在来文登记表上,有院长办公室副主任陈晓南1月3日写的批示:“交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委员会滑田友同志。”值得注意的是滑田友于1月5日所写的意见:“根据江丰副院长谈话,说刘院长在两三天内即来北京,等他来时面谈。”事实上,此时的滑田友急切地盼望刘开渠早日到京,他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给刘开渠,信中称有许多事情等待他来决定。【18】这说明至少在1953年1月5日之前,刘开渠尚未到达北京,刘开渠到北京的时间不可能是在1952年。根据王卓予的回忆,刘开渠大约是在1953年1月后到达北京的。那么,刘开渠到北京的具体时间究竟是何时?笔者在有关档案中找到一份材料,纪录了当年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为给雕塑家发放车马费而统计他们到会工作的时间,其中标明刘开渠到会时间为1953年2月7日,【19】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为确切的文字材料。

萧传玖参加纪念碑工作与刘开渠有关。1950年,国立杭州艺专改称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刘开渠任院长,雕塑系主任改由萧传玖教授担任。据档案记载,萧传玖到北京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工作,是在1952年底确定的。自1952年6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美术工作组成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调集最优秀的雕塑家参与此项工作,在北京,此事主要由美工组副组长滑田友负责。1952年11月20日与11月22日,碑建会办事处以138号公函与141号公函连续发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要求萧传玖到京参加纪念碑工作,同时建议,将华东分院雕塑系二年级学生迁到北京,与中央美院雕塑系合并学习,必要时,可就近参加纪念碑的实习工作。华东分院在报请华东文化部批准后,答复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意刘开渠、萧传玖参加纪念碑工作,雕塑系二年级学生20人(男16人,女4人)在本学期结束后,利用寒假期间迁京。并指出萧传玖到北京工作为兼任职务性质,不作专任论。【20】

三、刘开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的演变

自1952年6月19日决定刘开渠担任纪念碑美工组组长,滑田友、张松鹤担任副组长之后,刘开渠并没有立即到北京来工作。综合各方面情况,特别是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许多会议都是由滑田友出席的,我认为在刘开渠到京之前,有关美工组的筹建与相关工作是由滑田友负责的。但是滑田友与刘开渠保持着联系,热切地盼望刘开渠早日到京工作。

1952年2月,众人期盼已久的刘开渠终于到达北京,美工组的工作走上正轨。在他的领导下,美工组于1952年6月拟定了十分明确的工作报告和计划,共分为三个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根据十块浮雕题材学习文件和近代史;(2)各小组根据题材内容需要访问收集素材;(3)勾出绘画初稿送上级和美术界征求意见;(4)讨论碑形和浮雕内容;(5)根据雕刻需要进行基本练习;(6)依照新碑形进行浮雕起稿;(7)分组考察体验生活,到各地研究古代雕刻;(8)整理修改浮雕稿送上级审查。我们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开渠对于浮雕创作的丰富经验和组织能力。【21】

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有关美工组的材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档案中的“美工组已发聘书名单”,这一名单明确表明,刘开渠为组长,副组长为滑田友、张松鹤、吴作人、彦涵。组员有郑可、王朝闻、萧传玖、曾竹韶、王临乙、王丙召、司徒结(杰)、傅天仇、王式廓、张仃、冯法祀、董希文、艾中信、李宗津、辛莽、古元、蔡若虹、张建关,秘书为温庭宽。工作人员有陈万宜、李贞伯、张锡关、张书义、刘志杰、周西珍。

这份名单应该是1952年6月19日之后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聘用各方面专家时确定的,从名单中可以看出,美工组一开始就是画家与雕塑家共同参与的大美工组,并没有“雕塑组”的说法,彦涵先生回忆中所说的四个副组长也是正确的。随后,办事处又聘请华东文化部幻灯工厂的王卓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李祯祥、吴汝钊,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锡长禧,重庆大众画报社的刘家洪以及王琦等人。

比较详备的美工组名单有可能是滑田友于1952年底初步搭建,而在1953年2月刘开渠到京以后重新组织和确定的。因为这个名单中出现了许多青年雕塑家,他们大都是在1953年3月前调入的。这时的美工组根据纪念碑十块浮雕题材,学习近代史,并借北京东城校尉胡同中央美院大教室讨论起稿。并且按纪念碑浮雕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组、十个小组,以及研究组、秘书组。具体名单如下:

组长:刘开渠;副组长:滑田友、彦涵、吴作人、张松鹤
研究组:组长:刘开渠;副组长:王式廓
组员:滑田友、吴作人、江丰、彦涵、王朝闻、蔡若虹、张松鹤、罗工柳、郑可
东面组:组长:萧传玖、王丙召
            1、南昌组    组长  萧传玖、王式廓;组员  王万景、王卓予
            2、延安组    组长  王丙召、古  元;组员  王鸿文
南面组:组长:王丙召、辛  莽
            1、游击组    组长  张松鹤、辛  莽;组员   陈淑光
            2、解放组    组长  刘开渠、彦  涵;组员   夏肖敏、凌春德、吴汝钊
            3、禁烟组    组长  王  琦;        组员   沈海驹
西面组:组长:曾竹韶、李宗津
            1、太平组    组长  廖新学、李宗津;组员   谢家声、刘士铭
            2、甲午组    组长  曾竹韶、艾中信;组员   李祯祥
北面组:组长:曾竹韶、董希文
            1、辛亥组    组长  司徒杰、董希文;组员   邹佩珠、张文新
            2、五四组    组长  滑田友、冯法祀;组员   谷  浩、陈  天
            3、五卅组    组长  王临乙、吴作人;组员   于津源
秘书组:组长:陈天、沈海驹
资料:谢家声、夏肖敏、吴汝钊
总务:信英华、刘培林、李祯祥
会计:傅筑岩、韩云鹏
秘书助理:卢厂
石工管理:王万景、王鸿文

研究组主要是研究纪念碑浮雕创作的题材,但是也参与了纪念碑碑身、碑座等建筑设计问题的讨论,起一个顾问咨询的作用。罗工柳参加了研究组,但未参与浮雕画稿的起稿工作。名单中的雕塑家廖新学、司徒杰(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1944年毕业生)后来是否参加了浮雕工作,不甚清楚。在后来的工作中,由于纪念碑浮雕的安放位置不断变动,四个方面组的工作并不突出,主要是每个浮雕小组中的画家与雕塑家团结一致,共同工作。

大约在1953年6、7月间,参与纪念碑浮雕画稿的画家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回到各自的单位。此后的纪念碑美工组,就基本上是雕塑家了,这也许是有关“雕塑组”的说法的来源。随着工程的进展和题材的确定,纪念碑浮雕改为八块,相应的雕塑家也重新分为八组,每一组由一位著名雕塑家担任主稿,一两位青年雕塑家担任助手,最终形成了纪念碑美工组的工作格局。在美工组内部,青年雕塑家作为助手跟随主稿雕塑家基本是固定的,但有时也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整。 八块浮雕的具体分工和主稿雕塑家的年龄如下:

      《鸦片战争》    后改称《虎门销烟》,主稿曾竹韶(1908-   ),时年45岁。
  《金田起义》    主稿王丙召(1913-1986),时年40岁;助手刘士铭、谢家声。
  《武昌起义》   主稿傅天仇(1920-1990),时年33岁;助手祖文轩。
      《五四运动》   主稿滑田友(1901-1986),时年52岁;助手陈天、夏肖敏、吴汝钊。 
  《五卅运动》    主稿王临乙(1908-1997),时年45岁;助手李祯祥、王澎(王鸿文)。
  《南昌起义》   主稿萧传玖(1914-1968),时年39岁;助手王卓予、王万景。
  《抗日游击战》 主稿张松鹤(1912-    ),时年41岁。
  《胜利渡长江》  主稿刘开渠(1904-1993),时年49岁。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共10块,即上述8个历史事件,加上《胜利渡江》两侧的装饰浮雕《民工支前》、《迎接解放》(由刘开渠负责)。

根据王卓予的回忆,最初是一位雕塑家配两个助手,刘开渠到了北京以后,说不需要那么多人,如于津源、【22】刘士铭、陈天等都离开了,王澎去考了中央美院雕训班。有些浮雕就是一位雕塑家,一个助手。但到了放大稿时又觉得人手不够,又借调进了王殿臣、祖文轩、李唐寿等人。

四、小结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刘开渠在1952年6月被确定为担任纪念碑美工组组长,是由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向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推荐的,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打报告请求调用的。
2、但刘开渠有半年左右时间没有到北京,纪念碑兴委会曾多次发函催促刘到北京工作,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刘开渠是1953年2月7日前到北京的(2月14日是春节)。另据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致中央美院的公函,刘开渠在1953年7月17日仍被中央高等教育部任命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
3、1953年3月6日,在北海团城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会议室,刘开渠出席了由郑振铎副主任委员主持的纪念碑工作讨论会,在这一会议上决定成立美术处(后正式定名为设计处),3月19日的会议正式成立设计处。刘开渠由此任设计处处长并兼美工组组长,在梁思成未回国之前,负责设计处工作。由于梁思成在纪念碑的后期建设中的淡出,此后,刘开渠在纪念碑的组织机构中成为主要的专业负责人。刘开渠对设计处及美工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确立了纪念碑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注:
【1】《北京档案史料》,北京档案馆编,1997年第2期,第34页。
【2】此报告由彭真、张友渔、吴晗签署。彭真于1951年3月8日就任北京市市长。
【3】《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会纪录》,《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2期,第36页。
【4】同上,第35页。
【5】《梁思成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463页。
【6】《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各委员会名单》,《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2期,第37页。
【7】据彦涵先生回忆,薛比他年龄大10岁左右。彦涵先生为1919年生,据此推算,1952年,薛子正应为43岁左右,1958年纪念碑落成后,薛子正任北京市副市长,以后又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8】从当时所发公函的信封落款得知,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司法部街大四眼井2号。
【9】《国立美术学院学年度第一学期第3次院务会议记录》,1949年12月10日,中央美院档案室藏。
【10】王朝闻《再说新鲜感——感谢开渠师》(代序言),载杨力舟主编《艺术大师刘开渠——纪念刘开渠教授九十诞辰暨从事艺术活动七十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1993年9月第1版,第4页。
【11】章永浩 《情系母校》,载郑朝编撰《雕塑春秋——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70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98页。
【12】《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档案》,23—1—4,第25页,第28页。
【13】殷双喜《李祯祥访谈录》,2001年6月16日,北京和平里。
【14】《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档案》,23—1—43。
【15】郑朝撰稿,宋忠元审稿《浙江美术学院简史》,载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编《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07页。
1953年9月24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致函(杭美字第2720号)中央美院,通告华东分院新任领导的任命,公函内容如下:
奉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华东高等教育局1953年7月17日高人字第3742(1)号通知,转奉中央高等教育部任命刘开渠为我院院长,莫朴、颜文梁为副院长,莫朴兼教务长。特此函达,即希查照。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3年9月24日
很显然,这一公函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领导班子调整后发给中央美院的一个通知,它间接地说明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相对独立于中央美院,在行政上隶属于高教部华东高教局管理,其院级领导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任命。1953年9月刘开渠到北京工作已有半年,这一公函证实了刘开渠到北京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工作是属于借调性质。刘开渠正式调入北京是1957年。
【16】见崔开宏《百年雕塑纪事》,《20世纪中国雕塑学术论文集》,殷双喜主编,青岛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42页。刘曦林《刘开渠与中国雕塑》,载《20世纪中国雕塑学术论文集》,殷双喜主编,青岛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34页。
【17】殷双喜《王卓予访谈录》,2001年3月8日,杭州。
【18】滑田友给刘开渠的信内容如下:
开渠兄:
在发出你的上封信后,我们就一直盼着你的回示和等待迎接着你来,焦急等着你来的日子又过了几天,但是你还没有来。美工组已经开始学习近百年史资料,近百年史有十个题目,以十个题目分成了十个小组,小组人员大致分配好,为了对问题了解全面性、深刻性和确实性,各组准备到各地去实际体验生活。虽然各项工作已开始进行就绪,但尚有许多工作问题、人事问题,需等你来商量后正式确定,希见务能早日来京,并希萧传玖兄也能同你一块来。另关杭州学生来京问题也等你来京后再决定吧。
此信没有署名和日期,从字迹和语气看,应是滑田友所写,因为当时在北京组建美工组的工作均由滑田友负责,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初期的各种会议,美工组均由滑田友代表出席。见《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档案》,23—1—4,第39—40页。
【19】见《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档案》,23—2—364。这份材料表明,滑田友、曾竹韶、王临乙、张松鹤等人从1952年11月开始发放车马费,与刘开渠一样,同为每月70元。
【20】就此事我电话询问了史超雄先生,但史超雄说不知道有迁北京这件事。他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雕塑系1954年毕业生,1952年正好是二年级。查华东分院校史资料,这一届确实是16男4女,萧传玖是他们的班主任,萧传玖未到北京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在上海的一项雕塑工作尚未结束,再就是这个班的教学无法兼顾,所以滑田友提出,是否让雕塑系全体师生一齐调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但实际的情况是,纪念碑兴建初期,雕塑工作主要是构图和泥塑小稿,并不需要太多的雕塑学生,同时因为中央美院雕塑系的老师大部分都在纪念碑工地,系里只有三位教师任课,教学用具也不够,因此华东分院雕塑系学生迁京与中央美院雕塑系合并上课之事并未实现。1954年,这一届学生毕业了19人,除一位女同学卢琪辉转到下一届继续学习外,王殿臣、李唐寿、章永浩、许叔阳等13位同学升入研究生班学习,其中王殿臣、李唐寿曾到纪念碑工地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工作,这或许是萧传玖的安排。
【21】美术工作组报告和计划于1953年6月25日由刘开渠、滑田友呈交薛子正,作为文会办第237号文件存档。这一文件基本上呈现了美工组1952年12月至1953年12月的工作概况,前一部分是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报告,后一部分是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借美院大教室办公临时工作
    12月15日—30日,依照碑形十块浮刻题材学习有关文件和近代史。
    53年1月1日—28日,研究题材资料,并按小组题材内容需要访问,各小组讨论酝酿起稿。
    1月29日—2月2日,参加美院忠诚老实活动。
    2月4日—2月10日,构稿。
    第二阶段:迁回天安门工地工作室
    2月13日—3月20日,继续构稿,初稿完成,送上级和美术界提意见。
    第三阶段:
    3月20日—6月1日,全组参加征集碑形工作,设计碑形及天安门广场布置设计等工作。
    6月1日—6月20日,深入研究历史,讨论确定新碑形浮刻内容,并开始为雕刻创作所需要之基本练习。
    工作计划(53年6月20日—12月30日):
    6月20日—7月20日,依纪念碑新型进行百年史浮刻起稿,初稿完工。 
    8月1日—30日,依浮刻需要,各小组(30人)分别考察,体验生活。
    9月1日—30日,依浮刻需要,各小组(10人)出发考察古代雕刻,研究民族遗产。
    10月1日—11月15日,依总结整理浮刻稿,至细致部分画完。
    11月15日—12月30日,送审等审。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档案》,23—1—86。
【22】根据中央美院1953年8月29日致纪念碑美工组发字第609号公函,因为教学需要,拟请滑田友、曾竹韶、王丙召自9月1日起回校兼课,于津源回校任课。

附:
刘开渠简历
刘开渠(1904—1993)   安徽萧县人。1920年就读于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科。青年时期喜爱文学和艺术理论,曾在北京《晨报》、《现代评论》发表小说和论文20余篇。毕业后受聘到南京大学院工作,后任教于国立西湖艺术院。1928年得蔡元培帮助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专业,毕业后为导师朴舍留做助手。1933年归国,任教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 二八” 淞沪抗战爆发后,创作《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七•七 ”事变后随校迁往湖南沅陵,辗转于贵阳、昆明、重庆。最后流寓成都,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活动。同时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雕塑创作,为成都东门广场和春熙路完成《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孙中山像》。1945年完成大型浮雕《农工之家》。1946年迁居上海,与画家陈秋草、张乐平等组织上海美术家协会。1949年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常委。此后历任国立杭州艺专校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杭州市副市长。1953年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工作,任设计处处长、美工组组长,并完成《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军》三面大型浮雕创作。1959年被任命为中央美院副院长,曾主持中央美院第二届和第三届雕塑研究班的教学工作。1979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兼任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曾当选第一届至第三届全人大代表,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五十年代以来的作品有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封面创作的马、恩、列、斯浮雕像;石雕《向新时代致敬》获第六届全国美展荣誉奖,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获首届全国城雕评奖最佳作品奖。出版有《刘开渠雕塑作品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