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0日午后，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接近尾声之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易英在中央美院7号楼报告厅带来专题讲座“与历史同行——《世界艺术》三十年”，与来宾分享了他在《世界艺术》杂志工作30年的点点滴滴。易英，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美术》杂志主编。

美术史，对于本国美术史而言当然是研究，但是对于外国美术史，易英教授戏称是“二手货”，就是翻译人家的资料，再根据教学安排讲一讲，因此他也没有参与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正式发言、讨论，只是在一个专题讲座中分享自己与《世界美术》的故事。

翻译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易英在1987年就翻译了罗杰•弗莱的《视觉与设计》，但直到2004年才出版。易英198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曾出国学习两年，1988年学成归国，正是前卫艺术进入高潮的时期，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成为中国艺术历史的转折点。80年代，《世界美术》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世界美术》的影响开始下降，艺术家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

易英曾经写过一本著作《学院的黄昏》，其中一篇写到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遭遇。西方现代主义在80年代进入中国，中国在短短10年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10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对于西方现代艺术是有选择的。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艺术教育逐步恢复，但当时西方美术史的资料非常有限，西方现代艺术的介绍更是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美术学院主办了《外国美术资料》，就是后来的《美术译丛》，介绍当时比较前卫的西方现代艺术，成为当时重要的资料来源。《世界美术》几乎同时也作为《美术研究》的副刊创刊了，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报，邵大箴先生负责主持《世界美术》工作。

《世界美术》最主要的贡献是系统介绍了西方现代艺术，《世界美术》每一期都会介绍西方的一个画派，当时将这一板块放在每一期的后面，虽然是静悄悄的工作，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个相对闭塞的年代，《世界美术》的工作是少有的几个窗口，中国艺术家借此学习跟进，在中国形成一个小小的思潮。

80年代，中国美术中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其风格是将现实主义做形式上的改造。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晓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是首都机场壁画，表现出了前卫的风格。高晓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承袭了苏联路线，表现批判现实主义。罗中立的《父亲》某种程度受照相写实主义的影响。陈丹青《西藏组图》属于乡土现实主义，突破了苏联式的绘画，其作品源于照片直接写生，非常具有前卫性。何多苓的《春天已经苏醒》，虽然本人一直否认，但其作品受怀斯的影响，何多苓虽没有看过怀斯的原画，只在《世界美术》上看过很小的照片。星星画展，我们视之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源，同样是对这种形式的追求。《世界美术》对这些中国的艺术现象进行了报道，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世界美术》为中国介绍西方艺术，中国艺术家经过自己的思考改造，形成自己的风格。当时无论东西南北，没有时间顺序，《世界美术》介绍什么，马上就会有中国艺术家琢磨学习。虽然当时《世界美术》的彩色插页，印刷质量非常不好，但国内许多艺术家也受到了这种色彩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发展，今天中国艺术家接触西方艺术的渠道越来越多，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纸媒的冲击，也使得《世界美术》今天的发行量越来越少，但是《世界美术》依然默默地为推动中国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努力着。

文/任丽洁
图/杨延远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