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8日与20日上午，第34届艺术史大会第十七分会场“展示”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共涵盖三个主题单元：“媒介与感知”、“展示与政治”、“空间与叙事”。

展示，作为现代艺术史学的重要命题，不只关乎艺术品的陈设与展览的历史，它让我们重新梳理展示在艺术史进程中的结构性作用，重新思考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社会能量。

第17会场聚焦艺术史中的“展示”问题，围绕几个中心探讨：一件艺术作品如何与它所处的物理空间和意义空间互相作用？就艺术研究的历史观念和方法论而言，展览会产生怎样的效用？艺术史家们怎样通过展览去讲述艺术的故事？策展人又是如何通过博物馆内外的策展实践参与到艺术史的书写之中？

中方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教授在上午会议结束后，接受中央美院艺讯网记者专访，就本分会场已有的讨论为我们做一些评议。

采访：张文志 
编辑：林佳斌 
拍摄：杨延远、胡思辰

记者：高老师您好。关于展示的这个话题，对它的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展览的个案，博物馆的运营，策展人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在这个话题下我们今天这个分会的议题，大概有一些什么样比较新颖的视角或者是一些比较关注的领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高士明：实际上第17会场，我跟Hochmann Michel应该是配合比较好的，实际上这个会场组织者是三种身份，我是策展人，Michel教授是很经典的艺术世家，另外我们的青年主席张晨是位艺术家，这三种身份来讨论“展示”这个题目也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在组织会议邀请论文的时候，实际上一方面是征集，但更重要的是特邀，所以这里面呈现了display这个主题不同的角度，既把展示当做一个艺术史对象进行研究，比如刚进行的Collins Jeffrey（杰弗里•柯林斯，美国巴德学院，《从沟渠到壁龛：展示缪斯》）的演讲就是一个典型的高水平研究，他告诉我们18世纪的博物馆是如何邀请缪斯栖息教皇场域的，缪斯是异教的神灵、艺术之神，栖息在教皇的场域里面。同时研究18世纪的巴洛克又是如何展示古希腊，这些都非常精彩。它告诉我们在18世纪博物馆的社会含义是如何丰富，这种结合我觉得是博物馆这个领域很重要的研究。

但是我也发现，西方的艺术史家在讨论“展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都是围绕博物馆的经验、博物馆的体制进行的，但是我在这个会场里也嵌入了若干个不同的角度，这些不同角度是中国的一些重要经验，比如张文江教授的讲演《观象与展示：<周易>的观象系统与古史观》其实是讨论我们称之为“艺术”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来自于最早的展示，最早的展示是什么呢？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对天地纹理的一种观象，是从观象到志象这样的一种跨越，构成了艺术最早的起源，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这个角度其实是刻意安排的，希望给这些国外学者一种不同的视角。

还有一些角度，比如说关于战争摄影，马上要开始演讲的高初（中国美术学院，《“观看”与“唤起”：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学者。关于战争摄影尤其是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摄影的展示，当时是在街角，是在连队里面，在战场上，在战壕中的一种展示。这种展示是起到动员的作用，它是跟一次战争、跟真实的历史的事件嵌合在一起，它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在博物馆之外的。

今天上午最后一位讲者尤丽（LisJung Lu书法家、瑞士苏黎世大学，《石•纸•书：关于石刻的物质性、展示与感知的若干问题》），他给出的角度也是属于非常精彩，以至于有一位意大利学者都被感动的哭泣了。他讲的是中国的摩崖碑刻，就是北齐时期在山东的摩崖碑刻，那些摩崖碑刻不是为了给哪些观众展示的，它隐居深山，独对天地。因为无论是纸张还是笺术都是容易朽烂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志向者，把“金”刻在悬崖之上，藏入深山，留诸后世，这是当时一个巨大的愿望，一种心愿。如何去理解这样一种艺术的经验？如何去理解这样一种展示？它是超越了人世，超越了我们今天普通的艺术界的观照，或者是说超越了博物馆的关观照模式的一种展示，这是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东西。

以及在20号，我们这场会场的最后一个讲演是黄孙权和刘益红联合的一个报告（高雄师范大学，《“杀马特”中的现代性：关于城乡空间生产斗争之社会展示》），是关于“杀马特”。“杀马特”就是所谓的民工二代的奇装异服，像庞克一样的，他们其实是从杀马特这个现象来讨论社会展示，这其中有阶级分析、有媒介的运作等等。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在今天的最当代、最迫切的现实中，社会展示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度。所以说对于这场的设定里面，我们的特邀的嘉宾告诉我们，展示不只是在博物馆内外，不只是在所谓的艺术领域，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古代艺术的领域，展示不但面向过去，而且面向未来，展示面向的其实更大的是自然和社会。

记者：回到艺术角度展示来看，我们平常所说的展览跟艺术史的关系，比如像我们以前说艺术其实是没有展览这个概念介入的，因为它就是属于小范围的贵族的、教会的所有。但是现代艺术兴起以来，必须考虑市场或者是展览，包括公众的一些反应，展览是不是在传统艺术史和当代艺术之间一个特别纽带的作用？

高士明：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一般现在的经典叙事，所谓的经典叙事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那个叙事，都认为展览是艺术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从沙龙式的小圈子式的分享到公共空间，对于公民社会的一种公共展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流俗的看法，实际上刚才杰弗里的报告，也讲了哪怕在18世纪在博物馆出现甚至在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丰富的社会性的新闻，在我们称之为博物馆的缪斯栖息之地，所以这是没有那么简。相反在今天我们认为一定是公共空间的博物馆，他也未必真正的是个公共空间。因为如果我们说广场是公共空间，大街街头是公共空间，博物馆怎么能称作它是公共空间呢？博物馆分明是一个“体制空间”。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艺术家会反博物馆，会挑战博物馆的体制。因为博物馆代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把我们的生命感固化在了一个象征秩序的表述里面，这是作为一个策展人我非常警惕的一个地方。

记者：刚才讲了公共性，另外一个就是跨文化。现在文化交流特别的频繁，包括作为展示的一种文化输出，不可避免就有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在美国可能会跟我们这边完全不同的一个解读，这种展示能否有一个捷径或者说可以消除这种冲突？或者是怎么一种更好的方式？

高士明：这很难说，艺术的展示是不是可以来进行文明的协商或者文化的协商？当然所有的双年展和文献展都在号称做这些事，似乎艺术赢得了一个“豁免权”，艺术家可以乱搞，艺术展览内部很多事情大家有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大家也不太当真，就像我们去看戏或者看电影，电影里的犯罪不叫犯罪，舞台上的犯罪也不叫犯罪，舞台上的暴力也不叫暴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一方面艺术似乎在成为文化协商、政治协商的一个场域，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无效的。